邵秉仁，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的首任会长，一位三十年来始终站在中国改革前沿的人物。从最初的农村改革，到国有企业改制，一直到今天的全民PE热潮， 他都是站在浪潮的峰头，成为中国经济几次重要改革阶段的方案策划与设计者，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实施者。无论任地方父母官，还是到国家体改委，他都致力于中 国经济的改革。今天邵秉仁先生虽然退居二线，但过往经历的难忘岁月，和他致力于未来实现的愿望，还在鼓舞着他不停歇地努力。作为《资本交易》杂志的联席理 事长，他亲历的改革过程，也是中国改革三十年的一个缩影，为此《资本交易》专访邵秉仁先生，请他讲述改革的故事。

　　《资本交易》：您一直在中国改革的前沿地带工作，从任职国家体改委时期就参与了中国许多改革政策的拟定和落实工作，经历了改革过程中发生的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许多重大变革，于您是非常难得的人生经历，于后辈您也是中国改革的见证人和亲历者，能否讲讲您的工作经历？
邵秉仁：我认为应把中国改革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到1992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第二个阶段是从1992年初一直到目前。我的工作经历也是伴随着这两个阶段而改变的。

　 　在1992年之前，我主要在地方工作。从1980年起，我担任过辽宁省铁岭地区行署农业处副处长、铁岭地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地方行署专员和市委书记等 职务。当时我的工作一直与农业、农村改革密切相关，长期在田间地头的工作方式使我较早地参与到改革中来，应该说中国最早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1992年 底我从锦州市委书记任上调到国家体改委工作，也就在那时候，国有企业改革正由扩大自主权转向产权改革的主线上来。

　　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03年，近20年间，国家体改委和其后的国务院体改办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规划的主要设计者和改革政策实施的主要承担者之一。 而这一阶段我刚好都在地方和体改委的第一线工作，也就亲身经历了中国改革的过程。

　 　我在地方工作期间，就当时的农村现状做过深入的调查，提出过农村改革的不少建议，我在铁岭地区担任农业处长时，曾写过一篇文章，提出一个观点，即“生产 规模过大的生产队可以化小”。这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因为这个观点与当时的政策是相悖的，那时还延续着文革遗留的风气，还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到生产队的体 制，把生产队化小有承包到户的倾向，那个时候可是要冒政治风险的，也确实引起当时地方政府一些领导的质疑，那时人们的思想意识还没有放开，“左”的思想还 有很大市场，我的压力很大。虽然事后看，我当时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原来的大合作社、人民公社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但当时很 需要些勇气，我为此也几乎要断送政治前途。

　　现在你可能很难想象当时的情况，今天做起来很正常的事情，那时在“左”的思潮下是多么不容 易。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时的讲话，我通过一些途径提早得到，我马上组织班子学习，当时那份激动兴奋的心情今天还记得。我当时感觉到改革的春天真的来 了，中国将会有一场大的经济变革。

　　到体改委工作以后，我曾主持参与草拟了我国第一个小城镇发展纲要，第一份关于农民工进城的文件，第一次提到“进城农民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一部分”。另外，我也参与了关于农村流通体制改革的调研和相关方针政策的制定过程。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我的工作重点放到了企业改革方面，先后在湖北武汉、广东顺德、山东德州等地组织试点、进行调研，参与探索和明确综合配套体制改革的方向。



　　邵秉仁简介：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曾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党组 副书记、副主席。主持或参与了十四大以来国家许多重大经济改革方案的设计。对所有制结构调整、产业经济，国民经济市场化、农业、农村发展与城镇化、国有资 产管理体制改革、垄断行业改革以及电力改革等重大理论问题，都有深入系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