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全联并购公会创始会长、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最新专著《并购的江湖》由中译出版社出版，并于7月13日下午在北京举行新书发布会，高西庆、刘二飞等业界重磅大咖莅临交流。
近日，王巍创始会长接受了《时代财经》记者的专访，报道原文分享如下：
（以下内容由《时代财经》供稿，特此鸣谢！）
近几年，国际环境越发复杂，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各种声音此起彼伏。时代财经联合新周刊硬核读书会，携手推出深度访谈栏目《锐见》，围绕经济发展和个人关切，与学者对话，传达他们的理性和智慧之声。
作为中国第一批并购从业者，王巍的事业几乎与中国的并购市场一同成长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资本市场飞速发展，先进的并购理念屡屡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产生冲突，王巍也同步见证了中国并购历史上影响重大的案例，以及推进这些案例的先行者们作出的努力。
王巍在采访中笑称其新书《并购的江湖》在教授、学者看来是没有任何水平的书，但在他看来，梳理一段历史，重现个人亲历下中国本土并购是如何前进的，从而补充如今被人遗忘忽视的节点，具有重大的价值。这也是王巍新书《并购的江湖》中着墨最多的地方。这些在野蛮生长阶段里成功或失败的创新者们、在金融观念不断更新的社会氛围里修补规则的监管者们、在拓宽眼界后试图走得更快的企业家们……
他们艰难前进的每一小步都是如何成行的？如今看来是常识的操作手段在当年是如何令市场震惊？
正是那一个个令人惊诧的创新之举使得如今的中国成为全球商业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们是并购市场初期垫脚石
未来向年轻人学习
初期并购主要是观念上“破冰”
时代财经：您参与并购交易的时间非常早，基本相当于这个行业在中国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进入了。当时整个市场的观念比较保守，监管也不完善。那在当时的环境下，您从业中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
王巍：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是观念上的“破冰”。当时大家都不理解什么叫并购，那个时期企业之间兼并、合作、合并大都是政府安排，当时提出的一个词叫“关停并转”，是政府直接安排。那当我们用民间的方式提出创意去将两个企业合并，企业家能不能理解？这是最困难的事。
我们去推动市场主要还是靠“利益”。当时上市公司刚刚开始，上市后会给公司带来巨大利益，因此如何让企业知道通过并购可以帮助公司更快上市，这是一个最主要的经济激励，因为大家看到现实，看到利益才能跟着走。
时代财经：所以最早期主要是说服企业家，让他们发现自己对“并购”的需求？
王巍：对，主要是说服企业家。当时市场刚刚起步，过去中国的企业发展都是从小到大，一步步自己走，很少利用合并扩张增长这种方式。只有少数企业家有这个意识。因此我们要教育、要启蒙，让大家了解。当时企业家的状态，可能现在也是，大家“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他更喜欢在小的地盘上来管理自己，很难去跟别人合作，那推动合作成功的唯一动力就是利益的激励。
时代财经：您提到在并购交易中最重要的是说服企业家，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个具体的案例？
王巍：比如中体产业。它是体育行业第一家上市的公司，但当年大家都不知道体育产业能上市，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去普及的概念。其次当时的体育产业就没有什么现成的公司可以上市，这个时候就要靠几个公司组合到一块来，那么当这个公司能够被组合，它自身就会有一个利益判断。
我们第一个收购的是辽宁一家企业。这家企业是新加坡投资的，做水上娱乐产业，原本整个企业发展目标是围绕水上娱乐来进行，但是如果把它变成一个上市公司，它当时还没有这样的高度，所以就要跟老板讨论，说有没有可能去加入一个公司、一个新的集团？这个集团是当时整个中国体育产业唯一一个可能上市的公司。老板这个时候就要盘算，如果自己发展需要10年才能上市，但加入这公司，那很短时间内就可以（上市）。那他顺着利益一看，就愿意。
这时候就谈成了第一单，那么有了第一个进来以后谈第二、第三、第四个就好谈了。最后大概我们谈了7家公司，彼此都不认识，然后合并一起形成了上市公司，最后上市以后获得巨大收益，收益全部兑现。当时是1996年，中体产业就完全通过并购方式来做成上市公司。
这样类型的案例我后来有参与很多。今天通过并购上市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可是在二三十年前，那一个案例就起了榜样的力量，带动很多人的思考。
时代财经：那当时去跟这些企业聊的时候，是不是他们总是希望自己的企业可以在自己的手里慢慢长大，不愿意跟别人去合并？
王巍：当然都是这样，但是如果你为他展现一个结构，让他感觉到这公司仍然是由他控制的，但同时又加入到更大的一个平台，而这个平台上市后自己获得收益以及给他自身的品牌带来赋能，这样他就会接受，这就是一个谈判的过程。
要琢磨中国本土市场的规则
时代财经：毕竟并购是我们从国外引进的，那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们学习到的这些手法、工具，会不会不太适用？
王巍：很难说并购是从国外引进的，因为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很长的并购历史。我写过一本书《中国百年并购史》，我们在清朝时候就出现了一些并购的行为，只不过不是用现代语言来描述，所以每个国家本土它都有一个扩张成长的过程，都会产生很多并购。而我们现在谈的并购，是按照国际标准，有一套定价体系、有一套整合模式，这种并购确实是按国外的观念引进来的，我们最近这二三十年更多是学习国外经验。
时代财经：由于两方巨大的资本环境差异，学习国外经验时会不会有“水土不服”？
王巍：我觉得今天环境的差异依然非常之大，并不是当时的问题，克服观念和环境的差异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在书里也写道：中国的并购与西方相比，是西方20世纪30年代的基础，有西方20世纪60年代的手法，操西方20世纪90年代的眼光。这是我三十年前讲过的一句话，是我针对德隆集团这个案例讲的，当时影响很大。
德隆集团是非常出色的一个民间并购集团，理念非常先进，就是选择一个最好的行业进行投资，然后在这个行业中选择最有可能成为龙头的企业投资，然后把这家企业做大，上市获得资金。
这是一个在国外流行了几十年的理念，但在当时的中国太先进了，与国情有巨大的冲突。当时最好的行业是在国企，最好的行业不会给民间运营，因此研究来研究去，最后进的是一个几乎最差的行业，只有差的没人要，才有机会。所以德隆做番茄酱、做水泥、做汽车配件，基本在当时都是不赚钱的行业。
所以，虽然你有伟大的理念，但这个市场不允许，而且我们没有工具。在国外金融市场有几十种、几百种工具，可中国当时非常简单，除了贷款就是上市、发债券，就这么几种工具，而它们又被严格监管，绝大部分不会给民企。因此你空有理念，没有工具也没有市场，出师未捷身先死。
今天也是一样，即便拥有全球的视野、懂得全球的规则，但是中国的市场环境跟国外有巨大差别，因此在做任何并购的时候，一定要把你的理念放下，要首先琢磨中国本土市场的规则。
时代财经：今天依然如此吗？
王巍：中国人学习能力和创业能力非常强，跟全球一样，甚至很多时候比他们还超前，但是我们重要的行业、重要的资源本质上仍然是高度监管的，这一块很少有创新空间，因此我们的创新工具是不足的。
我们很难发行垃圾债券，很难做杠杆收购，很难根据企业条件设立不同的金融产品，这些都很难，所以工具箱不足，很多事情就做不到。
另外，最核心的就是战略基础的问题。我一再强调西方的宏观经济是通过一两百年市场经济雪与火的搏斗，通过价值信号不断调整而形成的，但中国不是。所以我们的很多企业对价值信号不敏感，他也不会按照价值规定来走。
尽管最近这几十年有重大进步，但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因此拿全球的并购技术和并购手段在中国区域做并购是非常危险，我们有一套我们自己的规则。
时代财经：想跟您聊一聊海外并购，尤其是近两年我们去国外拿矿、去做医药等等，在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商业并购的话题上，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王巍：最近几年由于疫情、国际地缘政治等等因素，中国的国际并购大幅减少，也因此全世界都在重新考量中国的并购力量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再次重现，中国也在考虑今天的海外收购将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有三点特别值得我们中国企业家关注。
第一个就是要高度关注国家风险，英文叫 country risk或 political risk，就是政治风险。因为商业经验跨国差距会非常之大，但实际上那并不是商业差距，是政治因素、宗教因素、文化因素导致的风险。
第二个风险就是价值观的问题。过去我们挣钱就行了，挣钱就是价值观，财富增长就是价值观。现在不是了，现在全世界的价值观都改变了，叫可循环可持续增长，要环保低碳，要劳工、妇女、残疾人权益保护，还要当地文化的保护，这些都是价值观。如果我们中国企业过去后不考虑这些问题，就会有风险。
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提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去收购，最终是要把我们变成全球公司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当地化”，要长期跟当地人在一起。在过去，我们大量企业就是把人家工厂拆了，整个搬回来，问原因就是我们需要，但人家企业不是为我们需要才生产的。企业是个生命，我们不能把人家在那里的生命灭了，然后挪到这里来。
所以，我想今天的并购，中国企业要特别关注国家风险和价值观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只有在这样的新的体系下，中国并购就还会成为全球并购的一部分，还会大有希望。
今天的常识，在当时都是重大突破
时代财经：书里我印象深刻的地方还有MBO（管理者收购）这件事，我们现在觉得理所当然，当时好像非常困难。
王巍：是的，对我个人来说，这就是写书带给我非常重要的一个体验。当我去梳理一段历史，过程当中就发现当时充满突破性的一些人和事现在都被大家认为是一个常识，很多人的历史贡献就被取代了，里程碑式的事件就慢慢被掩盖。
我在书里写的有两个东西我认为特别重要但是长期被忽略，一个就是MBO管理者收购，今天大家认为是常识，当时都是重大的突破。
当时一批有担当的管理人，去用市场手段获取了一部分的经营管理权，给他的团队和他自己更大激励，通过市场进步推动这个公司发展，这是个重大贡献。今天中国的很多企业都把管理能力和技术能力作为股权，这在30年前不可想象，但今天已经是常识了，这就是社会进步。
还有一个事情值得重视，就是法人股。法人股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可是当年中国建设资本市场的时候，直接把股权变成个人是行不通的，那怎么办？只好改成叫法人股，就把一大批股权悬空。这个大概做了十年，最后市场接受之后，把它变成全流通了，我觉得这也是市场的重大进步。
可是过了这么多年，大家已经忘了当年法人股、管理者收购都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环节需要补充。
时代财经：并购市场的发展，是企业走在前面，然后监管跟在后面吗？
王巍：全世界的市场包括科学都是首先创新，走了一段以后才重新监管，这才是正常的。不可能监管先行，如果监管先行就不存在市场，监管也不懂得市场是怎么回事，因此监管都是事后总结经验，然后不断地建立一些规则。
时代财经：我很好奇，您当年在银行、基金公司、外资投行都工作过，最后为什么会选择并购这个方向？
王巍：因为我“下海”了，就没有资源了。过去想做什么，只要国家真的允许，都可以拿到资源，拿到这个行业的许可证，但30年前一旦“下海”，就没有资源依赖，因此我基本拿不到执照。我也想做银行、做证券，但我没有执照，没有机会做。所以，我只能去做一些大家看不到的行业。那时候没人知道并购，我就编出“并购”的词汇，然后不断完善概念，在这个圈子里一点点做大。没有资本、资源，我只能进入当时完全不被人关注的并购领域。
时代财经：那当时整个并购行业的人才应该也很少？
王巍：没有什么人才，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这些，我自己也不懂。我们做并购也是在并购中学习，跟企业家一块摸索，一点点做出来。所以当时跟着我一块做事的，什么行业都有，做文化、做旅游的、做管理的等等，然后这些杂牌军，去一点点帮助企业，学会怎么去帮企业谈判、怎么定价定得更准确，然后怎么给他实现价值。上世纪90年代那批人都是这么摸索出来的。
今天就不一样了。今天并购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火热的行业，全联并购公会也非常大，还做了很多关于并购交易师的培训，大概有9000人获得了并购交易师培训的证书。经过这样的正规培训，大家的观念、手段远远比我们当年要好得多得多，所以这个市场应该是越来越有希望。
时代财经：你在书里写道这是一本“参与未来的申请书”，你觉得未来的哪些改变会让你觉得兴奋？
王巍：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去梳理历史，也关注当下。现在我比较关注的就三个方向——低碳经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
过去40多年的改革成就，让我们有了今天一个温饱社会、小康社会，但是我们还没有走到一个真正富裕的社会，不仅是物质富裕，还有精神富裕。而未来低碳经济、数字经济，包括人工智能，会给我们创造一个巨大的人类未来时机。比如像休闲娱乐，包括美容，这也是未来的行业。这些行业在过去是被人看不起的，认为是雕虫小技，今天变成主流了，快递也是一样。我最近有一个采访，记者问我说大家买LV的帆布包，买茅台的冰淇淋，还有山姆里被疯抢的超大桶的方便面，年轻人为什么虚荣？说这些都是智商税。我觉得很奇怪，什么叫虚荣？那我追求优雅、追求奢侈不比追求下流强吗？这当然是好事了，用虚荣来批评这一代完全错的，而且每个人价值观不一样，这不叫智商税，这是尊重个性。
以后不会有那么多活让我们干，休闲会是最大的产业，人类最大的幸福不就是让人满足，让大家愉快？所以，我觉得我们人类早已经解决了吃喝这样简单的需求，未来的GDP更多从休闲中产生、观念中产生，像艺术创造、元宇宙等等，我觉得这是巨大市场。40年前大家都是农民工，在这个并购市场干一些很初级的活，我们只是初期垫脚石，我更期待未来向年轻人学习如何能在创造价值、创造休闲、创造娱乐、创造快乐上参与并购，并推动社会的发展。
以上内容来源：时代财经，作者武佩璇，编辑王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