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巍:中国资本市场三十年是一个再造市场的过程

    作者:网络管理员 来源: 日期:2021-4-1 16:49:19 人气:26 加入收藏 评论:0 标签:

    王巍,1958年出生,全联并购公会创始会长、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美国福特姆大学经济学博士。1992年回国后,他与资本市场有了一段激动人心的故事。他于1992年加入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以下简称“联办”),不久后回到央行,参与了南方证券的整个筹备过程。彼时,他一方面在体制内参与政府主导筹备的证券公司,同时又始终在民间参与联办推动资本市场发展的活动。

    王巍是我国并购行业的早期开拓者,他将当时常用的“兼并重组”一词修改成 “并购”,如今已成为行业通用语。在任职多家境内外金融机构期间,王巍组织了中国几十家大型企业的改制、重组、承销及并购业务。他于2004年主持创建了全联并购公会,以推动并购行业发展。

    2010年,王巍在天津创办的第一家金融博物馆正式开馆,此后十年,不同主题和风格的金融博物馆在全国另外十个城市相继落地,这些以公益性质建立的博物馆,传播金融的历史和思想,实现教育功能。


    以下为采访实录

    《财经》:上世纪90年代,您从美国留学回来参与创建南方证券,那个时候中国资本市场刚刚起步,您为什么会选择投身中国资本市场?

    王巍:这个事还是应该从我怎么接触王波明来开始谈,当时我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今天的清华五道口,参与了国内早期的资本市场研究。研究内容主要是金融体制改革,没有明确谈资本市场,但是那时候五道口的一批研究生在1985年已经提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金融市场。

    当时我受了一些感染,后来在美国读书期间正好接触到王波明和高西庆组织的“中国资本市场促进会”。我参加他们这个会,我注意到这些留学生在推动中国创建资本市场。

    我记得在一次哥伦比亚大学的讨论会上,当时大家群情振奋,准备回国建立资本市场,我刚从国内来,就介绍了一下国内的情况,国内资本市场创建工作已经开始,最好提“规范”。大家结合各方意见,以这个为主题,一起撰写“规范中国资本市场”的意见书。刚写了一个序言,王波明、高西庆就回国了,这份意见书提交给高层以后得到重视,后来成为白皮书。

    成立联办之后,王波明、高西庆希望我能回来,1992年我刚刚博士毕业,回来以后就加入联办。我在联办做了一段时间以后,人民银行又希望我能回去,当时成立三大证券公司,我去了南方证券,参与了整个南方证券的筹备和发展。这样我一方面在体制内参与政府主导的证券公司,同时又在民间始终参与联办的一些自上而下的推动资本市场的活动,经历了一段非常激动人心的过程。

    《财经》:早期创办南方证券的时候,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故事?

    王巍:1992年博士毕业回国,给了我很多重要的任命,上来就是南方证券副总裁。但说实在的,在美国主要是读书,我们对资本市场怎么运行并没有真正操作过,严格说根本就不懂,对于上市、基金、兼并合并,所有的工作都是边干边学,因为在美国根本没有学到,只是感受到。因此几乎所有的事情,从翻译词汇,到文本、文件,都是边学边领会,边编制中国自己的东西。

    比如,1992年底在海南,我当时在南方证券,兼任海南分公司总经理,因为在美国参与过mutual fund(互惠基金,又称共同基金),我们就想在中国做mutual fund。

    于是我给时任人民银行海南分行行长的马蔚华写了一份“成立证券投资基金” 的报告,马蔚华看了后非常高兴,全力支持在海南成立第一只基金,但他同时问,人民银行该如何监管基金?于是我又用一周时间写了一份“如何监管基金”的报告。

    所以最早关于基金的设立和监管的文件都是我写的。1992年,海南证券成立了国内第一家公募基金——富岛基金。

    那时候所有的创新,包括所做事和对应的监管文件,都来自同一个人手里,这听起来像玩笑,但当时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包括企业上市、创造法人股、联办开发电子交易系统等,看似稀松平常的每一件事,在当时都是创新。

    《财经》:为何选择专注并购行业?如何看待这些年并购市场的发展?

    王巍:当你开始下海,自己成立公司,你只能找一些大家谁也看不清楚、不注意的市场去做,我选择的就是做并购,当时称作“兼并重组”。在历史上,东汉末年有土地兼并,我觉得“兼并”这个词政治意义太强,给改成了“并购”,这个词是我创造出来的,现在流行了。

    并购行业发展一直很好,因为经济发展需要并购,经济破产走出困境同样需要并购,因此会做并购的人始终能找到机会,这个行业应该是常青藤。

    这些年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十几年前我们做一单超过上亿的并购,就可以成为全国案例,如今上千亿的并购都很轻松平常了。整个市场的规模大了,并购的工具也越来越多,整个体系已经形成,并购的市场已经建立起来了,人们的观念已经完全形成了。

    《财经》:回顾资本市场30年的发展历程,有没有哪些印象深刻的改革?

    王巍:过去30年我个人比较幸运,几乎接触了30年全部改革的过程,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再造市场的过程。严格来说,我们是在中国的本土市场上,在完全缺乏市场基因的情况下,用中国的因素去再造一个市场,而且逐渐与国际接轨,得到全球市场的认可。从机构到工具到交易方式,完全是凭空创造出来的,非常不容易。

    其中一个重要创造是法人股市场,当时大家对股票市场姓社姓资还有巨大分歧,股票变成私人持有在今天是正常现象,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怎么办?设置一个过渡,就是法人股。最后在社会广泛接受以后,逐渐把法人股消灭了,变成全流通。

    这个过渡是中国人民的智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还有电子化交易系统,我们几乎完全是弯道超车,没有西方国家现场交易上百年的历史,直接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科技,电子化、无纸化交易,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创新。

    此外,我们的监管体系、公司治理制度等,这些国外都走了差不多100年才能完成的制度,我们仅仅走了30年就与全球同步。这是一代人努力的成果。

    《财经》:您怎么看待近些年资本市场一系列的改革,像科创板的推出、注册制试点、《证券法》的修订等等?

    王巍:这些改革在“器用”上,上手很快,无论电子化、大数据等先进技术,还是设立多层次资本市场,都是“器用”层面的改革。但从整个“道”的改革来说,我认为始终是没有太大进展。

    严格来说我们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市场化周期,仍然是政治经济周期。更多还是政府从国家力量强大、从防御全球经济风险角度来考虑问题,而对市场的激励信号还释放得不够,或者说市场的信号被扭曲了很多。

    《财经》:2010年的时候,您创建了金融博物馆,回顾过去的十年,有何感触?

    王巍:当时非常偶然,我们在天津创建了第一个金融博物馆,市场反响比较好,很多人要求我们做第二个。于是在这种市场需求下不断复制,一年建一个,如今已经在十个城市建立了金融博物馆。

    金融博物馆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平台,因为它不仅可以像传统博物馆一样收藏历史,还可以不断发现历史。

    今天回头来看,我们在做一种“观念博物馆”,即通过博物馆传递社会观念,实现教育功能,这种博物馆它会比传统的收藏博物馆有更多的参与未来、参与现实的功能。这也是今天金融博物馆受到很多人关注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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