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彩回顾完整版】王巍:川渝经济史与西部金融

2020年5月18日,恰逢国际博物馆日,天府四川金融博物馆在正式开馆一周年之际,举办了首期线上博物馆金融大讲堂。由中国并购公会创始会长、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主讲,邀请中国并购公会四川工作委员会(分会)会长、中国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行长杨丰来,华西金智投资公司董事长黄明担任点评嘉宾,以“川渝金融”为出发点,与嘉宾、网友一同探讨西部金融的发展。

王巍创始会长本期线上博物馆金融大讲堂全文内容如下:
王巍:川渝经济史与西部金融
大家好,我是中国金融博物馆的王巍,非常感谢各位在疫情期间莅临现场参加直播,特别感谢成都电视台的支持,使得更多的听众可以在家里参与博物馆的活动。今天是四川天府金融博物馆开业一周年,也是国际博物馆日,我专门赶来成都与建设银行的杨丰来行长和博物馆的理事黄明董事长一起讨论川渝经济和金融的发展。昨天刚刚看到中央发了一个西部开发的新文件,学习了两遍,还是感到宏大叙事,有点不得要领。我是民间人士,对政策理解能力非常有限。利用这个机会,谈一点我创办这个博物馆时对历史和金融的一些了解,也发表些可能不靠谱的意见,期待各位指教,我们共同关注和参与西部开发的伟大事业。
谈现实先从历史谈起,我希望用1个多小时时间,回顾一下川渝经济的大历史和金融生态圈,也谈一下我个人的一点想法。
川渝经济大历史
1、先秦:长江上游的文明圈——三星堆与金沙遗址
首先,长江上游是川渝地区四川盆地,是三星堆文化发祥地,一个不同于黄河流域的文化圈,是长江上游的古文明圈。从四千年前的三星堆到三千年前的金沙遗址,它描述了一个远古或者近古时代文明的圈子,这个圈子是在四川盆地范围内,四边高山隔绝。如今我们坐飞机很容易到达这里,但是可以想象,三四千年前,人类迁徙到这里很不容易,很自然形成一个封闭的圈子——川渝盆地圈。这里面有很多流传下来的故事,有一些到现在还是一个神话。比如我们大家熟悉李白的诗: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开国就是指五代古蜀国。“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实际上,当时指的秦塞是北面,而非南边和东面。当时秦占了这之后,给巴国一个自治的机会,让巴国攻楚国。我们为什么要谈这样一个圈子呢?因为它是一个隔绝的文化圈、隔绝的经济圈,而这种隔绝几千年来形成了一个基因,使得我们巴蜀文化和整个中国的文化有相当大的区别。

四川盆地地形图
2、秦汉400年:井盐、都江堰、冶金、铸币
秦汉大体400年,特别秦朝,秦朝本身才15年,但是秦人控制巴蜀这个区域是130年。秦汉400年来被称为是天府经济,它是一个隔绝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我们简单说是井盐体系发达,当年的盐就像我们今天的石油一样,是人类最重要的能量。大家熟悉李冰父子修都江堰,水利工程是灌溉,说明农业发展非常发达。然后是冶金业非常发达,铁器当时来说比中原还要发展。早期中国的炼铁水平很高,我们掌握含氧量也就是碳化的技巧,导致铁器坚硬,西方外族到中国来买铁器。我们甚至注意到它有铸币行业,当铸币出现的时候,商业一定非常发达。天府在中国文学当中指的是富裕的地区。秦国的时候,天府地区指的是西安那一带。不过,随着五胡乱中华,经济中心南移,川渝就成了天府之国。
3、豪强割据与流民迁徙
四川是一个盆地,易守难攻,所以四川历史中特别重要的是割据历史,有过七次割据称王。张角黄巾起义的时候四川割据的叫公孙述大概15年。东汉后是刘备,因为《三国演义》深入人心,大家熟悉这个割据,他不到50年。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李雄,也是五十年。还有重要的元末时期的明玉珍,把重庆作为首都。明末时期就是张献忠,前几天发掘出来张献忠的一批沉入江里财宝,包括有一枚金印,很轰动。这是五个,还要包括前蜀、后蜀的割据。割据称王的是什么人呢?都是流民,没有本地的。刘备, 明玉珍和张献忠都是外来人,流民割据导致建设性不足,破坏性很强。其中张献忠屠城,烧杀掠抢,使四川经济处于混乱的状态。每一个流寇都带了新的文化基因过来,这也导致四川人口的问题——杂。秦朝统一六国之后,把各国的豪强、有钱人、知识分子、军人全部迁徙到蜀国来,因为蜀国是它的流放地,这也把不同流域的文化带到四川。后面陕人几次过来,带来中原文化。明代以后,更多是两湖两广过来的人较多。
从大格局看川渝经济,它首先是割据性经济、流民性经济、迁徙性经济。因此,它和整个中原经济一直保持脱节状态,一直处于边缘。
4、唐600年:扬一益二、茶马古道、交子盐引
唐宋六百年,正式出现了所谓的“扬一益二”。唐朝地图,除了上边的东、西突厥之外,当时唐朝的中心在长安,后来由于安史之乱,胡人把唐玄宗给赶到益州(成都),这是第一次流亡,待了大概一年半。后来过了十年以后,唐僖宗又在这待了四年,只要一被进攻,皇帝就往这跑,所以益州成了唐代的军事中心、商业中心、文化中心。当时,整个中国唐代时期的生命线是在长江流域,下游是扬州,上游是益州,所以叫扬一益二。当时整个中国最繁华的是扬州,中国没有实行海禁,沿海贸易、丝绸、瓷器都迅速发展,扬州当时是大消费城市。长江上游就是益州,也就是现在的成都。成都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中心城市,就相当于现在的北京一样,非常发达的,唐朝时期与扬州并称为“扬一益二”。这个时期也出现了茶马贸易。当时的西夏和大辽和唐宋不断冲突,为保持和平,唐宋用他们需要的茶叶来交换中原没有的马匹,所以叫茶马交易。茶马贸易真正的发达时期,是唐宋时期的西北方向,与今天我们到云南谈茶马古道是垂直往南,是不一样的。

唐朝“扬一益二”
宋朝出现了纸币——交子,还有盐引,就是盐票,这是交易中的一种额度控制的商票。唐宋六百年是经济比较发达的时期,川渝不愧为天府之国。
后来,蒙宋相争打了50年,金朝控制着整个北宋,成吉思汗希望从四川借道宋朝去攻打金,结果成吉思汗死了。最后是忽必烈把整个四川和宋朝吞并,变成元朝。这50年的战争期间,四川战乱频繁,死伤无数,几乎所有四川当地人都迁徙流走了。后来的明清两代在川渝经济上没有太多的作为,主要是鼓励人口大迁徙。所以你看到明清史料关于四川、重庆的主要是大量移民,发布了土地的分发、政府的补贴、免税等措施。明清时代是湖广填四川,其实不光湖广,还有陕北关中的人口。
开埠以来的现代化
1、烟台条约和马关条约
2000年来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太大的变化,农具、灌溉方式、食物、家庭、人的习惯、语言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真正的变化是现代化开始,不仅我们中国,欧洲也是,从大航海500年前开始,整个欧洲才进入了城市化。川渝地区自开埠以来,迅速走向现代化。开埠是1876年开始,中英烟台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走向内地通商。1842年鸦片战争之后的的南京条约是五口通商,1860年北方又三口通商,等于是八口通商。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与日本人签了《马关条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约,除了割让中国赔款之外,它提出不仅要通商,而且要通产。除了商业贸易以外,日本人要在中国设企业。过去外资到中国来就是做贸易,办一个买办行,没有投资产业的。但是从《马关条约》之后,日本人提出要在中国设厂,建立企业。
2、海关、航运权、租借地和路矿权等成为中外争夺的焦点
重庆开始开放后中外争夺点是什么呢?主要争海关权,收过路税。航运权,能不能允许顺着长江从宜昌到重庆。然后是租借地,还有开发矿产和修路权。这些焦点在所有中国的开放城市都是非常激烈的。这是现代经济的争夺点,完全是农耕社会的国人不熟悉的领域,所以非常吃亏,也是发展的代价。历史上,四川长期是不收商品流动和交易税的,商业不是中国农耕社会的主流。四川很久主要是战争地区、流民地区,而且备受摧残。曾经最惨的时候,整个2000万人最后只剩下50万,就是5%。整个明清当时对四川都是优抚和鼓励移民政策,税率比中原低,这是四川的一个特点。海关、航运、租界和矿产等权益是在近现代才出现的。
3、四川新政:丁宝桢、锡良、盛宣怀
两次鸦片战争后,同治和光绪两任皇帝时期推动洋务运动,也是同光新政1865年到1895年,甲午战争之前30年。现在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三十年,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同光新政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每年超过10%,比今天一点不差,中国第一次近现代崛起是同光新政。
在四川的洋务运动中,我们特别注意这三个人。丁宝桢总督四川10年,贡献非常大。他是一个洋务派,他在山东最早引进机器,做机器厂,制造枪炮。他被调到四川,于是他把整个方案挪到四川来了,包括开办学堂、做机械制造厂,这都是丁宝桢做的。和他比较像的是张之洞,张之洞在两广做总督,准备现代机器和造币厂等,突然给调到湖北去了,于是张之洞的湖北新政实际是广东新政,在湖北开了铁矿、修路。丁宝桢从山东调到四川来的,为四川争取了10年的发展。丁宝桢在山东有个壮举,他按清朝规定把私自出京到山东的太监总管安德海给先斩后奏了,不惜得罪慈禧太后,赢得了民间的一片赞誉。另外,宫爆鸡丁这道菜也是与丁宝桢相关,丁喜欢吃鸡并放了辣椒。当时他被称为丁宫保,宫保是一个官名,结果演变为宫爆鸡丁。

丁宝桢、锡良、盛宣怀
第二位是锡良,锡良做了六七年四川总督。当时他看到全世界铁路发达,特别是法国人想给四川修铁路,他意识到这些是财富和国家资产,不能放手。所以他坚决要求铁路国有化,要求路权必须由本国开发。锡良成立了四川的川汉铁路总公司,要求只能招收中国的股本,不能有外国的股本。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也推动了川汉铁路从官办到民办,同时开办学堂,办翻译社,做医学院,鼓励传教士,做了很多开化的事情,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第三位是盛宣怀,他没有在四川任职,但是他引发了四川的一件大事。盛宣怀是五个部门的大臣,管邮电铁路通讯。他是1911年做了一件事,这个我们待会再谈,最后下场很惨,最后差点被清政府杀了,他跑到日本大使馆去避难。
4、开埠与现代化:川汉铁路与辛亥革命
川汉铁路与辛亥革命之间关系是很密切的。从1825年英国第一条铁路之后,全世界轰轰烈烈建了100多年的铁路。中国和俄罗斯起步比较晚,但是俄罗斯动作很快。俄罗斯出了一个能干的财政大臣维特,他是犹太人,主导修建了横跨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从莫斯科一直到海参崴,到现在也是世界第一的大铁路,那是一个奇迹。俄国影响了中国,中国开始建铁路。
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过东三省从满洲里到海参崴,这是一个横的,从哈尔滨开始往下垂到大连,这是竖的,叫丁字形大铁路。丁字形大铁路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没有丁字形大铁路,也不会有哈尔滨、长春、大连、齐齐哈尔、佳木斯,这些统统是修铁路才出来的城市。过去整个东三省只有两个城市,一个是辽阳,一个沈阳,其他都不是城市,延吉勉强算。严格来说中国东北的现代化是由于大铁路才出现的。北方铁路和北京出发的许多主要铁路已经被不同国家拿走了。南边铁路从汉口开始是川汉铁路,从成都到汉口,然后从汉口到广州,这是湖广铁路,这两条线是动脉线,所有西方国家都要来抢修路权和融资权。
锡良成立的川汉铁路总公司,拿到川汉铁路的建设权。募资5000万两银元,大概筹集了80%多,官方拿不出钱来,让来百姓出钱,老百姓有钱出钱,没钱就把该交的租子折成股票,等于是十几万老百姓变成了川汉铁路的股东。但是筹备了将近10年,请了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只修了30公里的辅助线,不是真正的铁路。没建成有很多原因,其中股东矛盾,贪污腐败和炒股票亏本是因素。

川汉铁路和湖广铁路债券
因为战争和赔款,大清缺钱了,张之洞作为谈判代表,跟四国(美、德、法、英)谈判,提出发债券借600万英镑。我们通过什么抵押呢?海关没有了,盐也没有了,矿产也没有了,还有两条主要铁路,但在民间。于是政府要把铁路收回来,先抵押贷款救急,于是就发了这张债券,这个债券就叫湖广铁路债券。为了拿回铁路,各省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其中广东就提出百分之四十给现金,其余转成股权。湖北也是保本不给息,折成股权。但是到四川就不一样了,股权复杂,各种方案平衡不下来。结果四川抗议聚会,就是保路运动,各路清军赶来镇压,武汉空虚,辛亥革命就爆发了。可以说,这张债券导致了辛亥革命。
我们谈到辛亥革命的背景是不满清朝政府,反对列强,这是大的口号,但真正出发点是借债,由于借债要回收路权,路权补偿不合理,百姓对补偿结果不满意,就爆发爱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列强。所以这个事情很复杂,但是大体上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改变了整个的中国。
5、刘湘与刘文辉
川渝的第八次割据就是刘湘、刘文辉的割据。他俩是叔侄俩,一个占西康,一个占重庆和成都。他们实际也是割据,只是因为辛亥革命,没有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府,但是实际也是割据了十几年。刘湘在抗日战争中做了很大贡献,组织军队参加蒋介石的国军抗日,最后牺牲了。刘文辉跟共产党走得很近,到共和国时期,加入了政府。
6、蒋介石的陪都
最重要的川渝现代化建设应该是蒋介石的民国陪都时期,之后我们会专门做做一个展览。四川真是一个保护中国文化基因的基地。两次唐代皇帝出问题躲到四川来,中华民国出问题的时候,蒋介石也到四川来,整个政府全部搬到重庆。总而言之,像开埠以来的现代化非常重要,包括外资、改革者、当地的土豪和军阀、蒋介石,都对整个一百多年来的川渝地区现代化起了重大的贡献。
川渝经济的朋友圈
要了解川渝经济,必须跳出川渝,看看它的朋友圈,就是影响它的左邻右舍,特别是历史上对川渝有关联的区域。
1、三星堆文化的西来说
首先三星堆,现在有很多说法还在争议当中,许多学者认为,三星堆是西来的,是从希腊、中东和波斯那边过来的。从大地理来看,有这种可能性。三星堆到底是中华文化的商代文化往南走,还是从波斯那边过来的?谁也没有确凿的证据,毕竟四千年前的事情了。我们看到的三星堆面具很多都不太像中国人,包括凤凰鸟图案应该是外面的,不是中国本土的东西。至少它和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关系。据说中国早期资料中,殷墟提到到巴国,没有提到蜀国。
2、东汉张骞:蜀身毒道
身毒是印度,蜀身毒道,四川到印度的一条贸易通道。张謇向汉帝汇报时,他提到一条从长安到成都,再从成都横穿到印度的贸易通道。今天研究主要谈南方丝绸之路。从成都到南边走大理,向东南亚方向,但是横向去印度的很少谈,因为它穿过高山,再加上中印关系一直不好,所以近年来研究的很少。当时主要是中国的丝绸、铁器和西边的海贝、宝石互相交换。中国冶铁业发达,中国铁器走向中东。我们古人知道罗马,就是大秦,但罗马帝国并不知道中国,罗马帝国说的所有东方,近东、中东、远东,都是指的波斯,最远到印度,并不知道有中国。他们的东方文明指的是印度,远东,近东是阿拉伯。

蜀身毒道
3、中原文化和湖广文化
秦朝,定都陕西咸阳,开启了黄河中原文化,关中秦人多次迁徙川渝,带来了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我认为中原是扎根文化,求稳不求变,思维方式固化。除了早期的变法外,整个中原基本上都是农耕产业的固化型文化,守土不离乡。湖广文化不一样,它是长江流域的流动文化。以汉口为中心,两千年来始终围绕丝绸、茶叶、瓷器、盐巴等手工业不断向上游和下游迁徙。
4、吐蕃和南诏
唐朝时位于左侧的吐蕃就是今天的西藏,南边的南诏后来变成大理。两个民族的历史都非常久远,与川渝地区有和平交易也有武装冲突。吐蕃和南诏两个文化也加入了如今的四川文化,包括饮食、性格、文化等方面。
5、欧美日法的西方文化
要了解川渝文化圈,还要了解西方文化,特别是早期的法国传教士有很大影响力,欧、美、日主要通过经商、开办企业带来现代文明。川渝经济封闭的地理形态使四川一旦接受外来文化很容易当地沉淀和溶解。相比下,中国大陆的幅员辽阔,文化统一性强,抵御能力强,外来文化很难渗透进来。但是成都、重庆不同,它接受变法,而且往往做得更激进一些,所以在整个中国的洋务运动和变法时期,川渝圈的变法最为激烈,以至于争路权都能导致一场革命。按当时的铁路国有化补偿方案来看,广东的补偿方案是最不好的,但是广东没闹事,因为他的出路太多了,这边吃点亏,别的地方还能补一点。四川不是最差的,但是却闹事导致了革命。
川渝的金融生态
1、三星堆贝币、桥形币
现在我们集中谈一下川渝圈的金融历史。三星堆的海贝是最早的货币,大多是从外地过来的,本地没有。后来发现的桥型币,还没有定论,可能是货币,也可能是棺材上的装饰或是陪葬,因为这种币只在墓地里出现。但是海贝,除了墓地外,在城市的不同地方都出现过,这是四千年前货币的雏形。
2、卓文君铸币
大家都知道了,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卓文君家里很富有,其家族是开矿和铸币发家的。当时四川是冶金大省、商业大省,所以才出现铸币的行业。中国的文化中士农工商等级森严,金融的地位最低。许多历史的金融只能从故事和民间文学中考证出来,令人遗憾,但也很有意思。
3、茶马交易
茶马交易是从唐朝开始的,从西北向辽国和西夏交换,后来横向发展,向吐蕃就是藏族人交换,继而向下走茶马古道去到南边,这个交易过程都是靠金融发展推动的。茶马贸易的余额还是要靠真金白银的货币来结算。
4、宋代交子的创新
交子是中国一个伟大的金融创新。宋朝严禁铜出口,所有的铜都送到中原,送到长安。四川不能有铜币,因此只能用铁币。铁币很重,携带不方便。缺乏货币使很多交易不能实行,市面凋零。一名山东能吏叫张咏,被派到成都当益州知府,就是成都市长。由于他在京城做官,非常熟悉银行、银票之间的交流。到成都后,便把十六家商号的白条统一起来,印成票据,盖上官印之后,在四川流通,这就是交子。人们普遍接受之后,它就变成一种货币了。现在有交子的原件在日本,我们的博物馆获得了电子版版权。交子是中国北宋1023年创造的一个货币,当年成都出现了交子务,专门管理交子发行,就是早期的中央银行。

宋代交子
5、大西南钱币圈形成
这是我今天下午在博物馆里拍下来的一张图。是什么概念呢?川渝地区古代流通的各种货币,在尼泊尔、印度、马来西亚、越南等东南亚地区用了几百年。这个地区全部在用我们四川地区的钱币,而四川地区的钱币却不在黄河领域用。这种割据型的货币圈,是有意思的现象。近代中国统一各种货币,但四川始终统一不了,是因为四川货币地方化,且向东南亚流通,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商业圈。

大西南币圈
6、1892年,重庆的金融交易中心
1892年,最早的交易中心出现了,重庆的票据交易中心是市场化的交易中心。因为当时市场上有几百种不同的货币,连县里、庄、镇、小铺都有。中国面积这大,清末大概有七十多种货币,而四川、重庆就有上百种货币流行。重庆在巴县成立了票据交易中心,可以兑换全国各种货币。当时的票号、钱庄数量在中国排名第三,除了上海、汉口外,就是重庆。
7、票号钱庄
很多人不理解票号钱庄的区别。存款、贷款、各种货币兑换、贴现支票,这是所有的票号钱庄办的业务,但是区别很大。北方票号从山西来,山西票号表面上处理这些正常的业务之外,最主要的业务是跟官府勾结,所有官员升官或者内部打点的钱,要通过票号给。所有官方的小金库多放在票号,所以山西票号跟政府是捆绑在一起的。有一定信任基础之后,官员把公款放给票号,所以票号主要是依靠政府公款运营。庚子事变之后,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太后跑到陕西去,费用都是山西票号打点。慈禧回来之后,把清政府所有的钱都委托山西票号。大清银行成立后第一任行长,是请了慈禧当年逃难路上的票号小掌柜出任的。票号和官府紧密勾连,清政府失败了,整个票号全垮了。
钱庄不一样,钱庄是在南方一些城市。宁波、苏州、汕头、武汉等等,他们没有官方依靠,只能依靠小百姓,靠地方小商人,所以钱庄更多是中小企业。钱庄发展永远没有票号的规模大,但是数量非常多。实行现代化后,钱庄陆陆续续都转成了银行,被银行收购。钱庄转化成银行了,而票号没有。这是票号和钱庄的主要区别。所以当时重庆票号、钱庄非常多,形成了一个市场。
8、1938年,四联总处和中央造币厂到重庆
1938年抗战时期,四联总处,就是四大银行联合处,当时是中国的金融监管委员会,董事长是蒋介石,他带着银行和中央造币厂搬到重庆。当时中华民国所有的金融政策制定和实施都在重庆,包括法币改革。抗战时期,是最艰苦的时候,金融起到重大作用,重庆是金融中心,奠定了中国抗战基础。日本战败之后,日本银行总裁是战犯,他认为经历中日战争后,中国能活到现在是由于废两改元和法币改革。如果没有这个改革,日本早把中国拖垮了。由于法币改革,中国从银本位、金汇兑本位变成了法币本位之后,我们有效的构建了整个中国的金融系统,同时抵御了日本银行、关东军银行和日伪政权银行的多种冲击。金融系统基础稳定,是我们获得美国,获得英国援助,获得前苏联援助的条件,才使我们撑起了整个抗战,所以这是一大功,是川渝地区对整个中国金融市场的贡献。
9、1990年,金融突破
1990年的时候,中国的金融市场在四川有大突破。最早的民间信用社在四川,那几个创始人我都认识。我本人也参与了四川股权交易中心的策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民间股票交易市场,红庙市场,非常活跃。成都的第一个上市公司是蜀都大厦,我参与做的法人股上市。当时四川是中国金融改革的前沿,很重要。川渝的金融生态是非常有意思的,从早期三星堆就有贝币,交子创新在这,大西南独特的商业圈,而且100多年前就有交易中心。抗日战争的金融基地在这,金融改革还在这,所以这里有非常丰富的基础,特别值得骄傲的一个事情。
西部金融的全球视野
1、三线建设与西部开发
西部长期以来都处于在开发状态,但明清之前主要是人口迁徙,因为西部地广人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三线建设就是第一轮西部大开发,当时东北、上海等城市大量调派人员来支援建设许多工厂。当年的三线建设可说是以人才、技术和交通为先导的,为了防止战争,进行西部开发。改革开放后提出西部开发也整整20年了,20年后做得怎么样呢?昨天政府下发的文件说得很清楚,20年下来差距并没有缩小,当然发展肯定比过去要好很多,但是和我们当年计划的缩小东西部的差距并没有太大突破。一再出新文件,本身就说明了这样一个状况。
2、俄罗斯与苏联的东进:铁路、迁徙、军工
西部开发,我觉得还是应该看看别人的经验。俄罗斯的东进,从圣彼得堡、莫斯科直到西伯利亚,这是一个历经大约一百余年的漫长过程。
首先是铺设大铁路,亚历山大三世和财务大臣维特联手合作把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落成,这是当时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工程,因为俄罗斯当时并没有那么发达。俄罗斯从1861年废除农奴制开始推进东部开发的,在这之前农民是不能离开土地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以举国之力,用14年的时间,从莫斯科直到海参崴,铺设完成长达9288公里的铁路里程。在铁路开发之前,整个西伯利亚才不过200万人。但随着铁路的落成,西伯利亚人口逐渐增长至700万人,一下增加500万人口。
全世界共有几次人口大迁徙,一般人知道的是欧洲人迁去美国,100年之间大概有2700万人口从欧洲奔向美洲新大陆。其实更大的迁徙是在中国,正是东北大迁徙,百余年间有3700万人迁到东北。这次大迁徙,只是研究者不多,知之者甚少。而当时整个俄罗斯才2000万人,其中500万人迁至西伯利亚,这是史上一次大迁徙。如果没有这条铁路,日俄战争,俄罗斯会败得很惨。

西伯利亚大铁路
甲午战争后,日本窃取中国的东三省。俄国没有了东方的出海港,断不允许日本独吞,于是联合法国和英国,对日施加压力,要求日方退还东三省。日本刚结束一场中日甲午战争,其实力与其他三个列强相比,显然敌不过欧洲人,最后向中国索要一笔巨款了结,将东三省归还,由此也就结下一笔仇怨。东三省归还是当时俄国财政大臣维特提出的方案,后来李鸿章去感谢他,并提出中俄联盟。
联盟后的结果是促成三件事:第一,打仗两国互相抱团;第二,西伯利亚大铁路从中国直接横穿过来,从满洲里到海参崴;第三,俄方在中国设立一家银行即华俄道盛银行,帮中方融资。当年俄罗斯修铁路的时候,其霸权争夺对手不是日本,是奔着英国。结果,铁路修到一半,日本崛起。日本发现这条铁路要横穿中国,于是袭击俄罗斯发动海战,俄罗斯立刻加速修建铁路。开战4个月后,该铁路竣工,开始大量运兵,运送25万兵力到达东北,日军和俄军兵力平衡,最后打了几年双方妥协。如果没有这条铁路,俄罗斯会败得更惨。
此外,这条铁路更大的作用是对于二次世界大战,如果没有它,斯大林说不定早早失败。沿着铁路线,俄国才能源源不断的运兵、运送补给,将军队精锐先退到西伯利亚再打个回马枪。
3、美国西进:土地私有、欧洲移民、铁路、政府补贴
美国独立的时候只有东边十三个州,不断通过战争和购买将整个西太平洋地区拿下来。一百多年前,世界的中心在大西洋,根本不在太平洋,太平洋沿岸是一片不毛之地。美国决定全面开发西部,称为“西进运动”。首先宣布土地私有,每个人只要去到西边,干上5年,这块土地就归谁所有。当时一亩地价格最低的时候1美元,每个人可以分到400亩左右。无论何时,不管什么身份,只要肯去干上5年,土地便归为私有。所以大量依靠土地私有。

西进运动
然后是欧洲移民。2700万人大移民后,之后便是修建铁路。苏联铁路是政府来修,美国不是,全靠民间来做。只要个人肯修铁路,铁路周边的土地都归个人。政府补贴政策规定:只要个人愿意去西边做企业,假如无人购买公司股票,则政府购买。所以当时纽交所60%的上市的公司几乎都是私人铁路。投资者是谁呢?一多半都是政府间接投资的铁路。所以看美国是完全市场化、私人化的;俄罗斯不一样,全是依靠官方,举国体制,硬性迁徙,军工性质。
回过头来看,我们中国未来走什么样的道路?今天无论是东北的开发抑或西北的开发,过去来说都靠顶层设计,请智囊研究与谋划,接连推出文件。顶层设计能设计出一个伟大战略思路,能不能设计出一个商业生态圈?苏联结果是失败的,铁路修成,西伯利亚周边却在回缩,仍然荒芜,就是因为没有任何市场化机制,没有形成生态圈。而美国如今不一样,特别是硅谷建成以后,华尔街也不再一枝独秀,现在美国西边已经比东边富庶。
4、顶层设计与商业生态圈
我认为,真正要开发西部的要素,有几个地方必须打通。
第一,土地有没有突破政策?无论是产权私有,还是控制权私有,市场化能否做到,这是一个挑战。没有恒产,有没有恒心。
第二是移民。现在还是号召优秀人才支援边区,有什么样的动力能够吸引各类人群愿意举家迁往,或者20年扎根实干,真正留下来。这个移民精神有没有?什么能激励他?当年日本八佰伴公司的老板选了20名员工去巴西开拓市场。临行前,老板请客告诉员工们,你们到巴西开疆扩土,我为你们送别,因为今日一别,我们今生难再相见,大家举家前往,必须扎根巴西。因为日本文化如此,去到另一个地方扎根,将他乡作故乡就是这个状态。所以什么样的机制才能保证真正的移民扎根当地,而非以此当作提高级别待遇的阶梯。
第三是资源。这些资源该怎么开发?如何让当地产生收益,而且是开发资源的收益。比如美国做石油的时候,只要开发出石油来,政府就购买你的石油,用订单来支持。而我们能否让一大批人敢于冒险,比如开矿,失败概率很大,而一旦成功后,这个过程中政府能给出哪些支持,而非成功后提出“对不起,这属于国有资产,国家没收”。这样会让很多人畏难。
第四,有没有金融支持?在开发的过程中,有大量的资本,长资本、短资本,还有风险资本,这些资本怎么跟上去,能不能跟得上,能不能设计各种渠道来保证这些资本。一场接力赛需要跑四棒,不能单靠一个人一棒跑到底,累死也不能冲线。而这四棒需要靠什么样的机制,才能有人愿意来接下一棒,第一棒交出去赚了钱离开,第二棒愿意接下,能否形成这种机制,而非赌博的形式。
最后,很重要的就是全球化。我们现在所处的朋友圈,印度、东南亚,包括西部诸多省份,整个西部紧邻很多国家,能否更加开放?政府开放,民间怎么开放?即便当年的茶马贸易,也是政府审计,而真正来往于茶马贸易的还是依靠民间,不是政府的官商。所以我们现在可能存在很多误区,比如说到丝绸之路,一说丝绸之路会感到很骄傲,的确有值得骄傲之处,用中国的名字。但其实丝绸之路谈的不是丝绸,而是东西交流之路,其中有一段是丝绸,一段是毛皮,一段是茶叶,一段是瓷器,一段是机器或者石油,商品是不断变化的,只是这个词比较浪漫。
问题是在丝绸之路交易的过程中,有多少交易是中国人推动的?很少,中国人是坐商,中国人不跑行商的,真正跑的是阿拉伯人,是粟特人,葡萄牙人,是外国人。在今天的丝绸之路过程中,中国的商人、金融家能做什么事情,而非仅仅是出钱。我个人认为,土地、移民、资源、金融和全球化这些问题,有一个突破解决,就可以影响整个中国下一步的增长。到目前为止,至少从文件上,我还没看到有大的突破点。
5、西部金融交易中心:资源、创业、离岸、数字化
谈西部的金融创新很多,执照重要,交易模式和行为更重要。有没有可能做西部金融交易中心?这些交易中心能不能交易资源?不同矿产资源(锌矿、铝矿、镁矿、钼矿)的交易。能不能创业,怎么进行创业资源——股权的交易?能不能做离岸业务?跟东南亚做离岸业务。能不能做数字化业务?这些都是机会,但都是未解,我觉得都是有可能形成西部金融交易的一个关注点。
西部金融是一个大的概念,是否一定要把川渝高原跟长江上下游,变成和长三角一样全部统一化就好?能不能尊重川渝地区的发展,按照它的个性来发展,我觉得这是值得关注的。我们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是特殊国情,那能否在中国宣布川渝是特殊地情。我们需要给自己定位,不可能所有人都成为一个模式、一部机器。一个区域的发展,东北、西北、四川、广东全都一样,就能实现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吗?一个国家应该是多元化、多样化的。
我是东北人,我在东北的时候曾经讲,中国四次发展浪潮中,东北都是全国领先。但是青年、壮年时期都已经过,现在到了更年期,却拿广东和东北来对比,这好比30岁的人和50岁的人放在一起比较。我特别强调,如果看西部金融和西部经济发展,一定要以一个全球化视野,更要有一种历史的精神,要多元化,要给以思想空间,没有任何人有灵丹妙药或锦囊妙计。但是要允许所有人来关心,打破固定计划,而不是按照中央文件的30条、40条去做。那是属于精英的顶层设计,起点很高很伟大的东西却不一定能在地面上落实。按照习主席讲的凡事要贴地气。那么如何在伟大的方案提出之后,做出我们的解读;如何能发挥我们每个行业的特点,每个地区的专家不同的想法,对此我们一起来添砖加瓦。以上是我希望提到的。
金融博物馆的立场和建议
最后,我们大家知道今天是天府四川金融博物馆建馆一周年,我们这家博物馆有它独特的地方。我们关注历史,描述现代的格局并关注未来,这是金融博物馆的不同之处。同时我们正在准备筹建重庆金融博物馆,更多会关注东南亚和离岸金融。接着我们可能会在成都再做另一个博物馆,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新的金融生态圈。我们更多关心的就是新金融,传统金融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传统金融靠的是执照,是特权,靠的是吨位以及总部大厦。而新金融更多的是以人为中心。其中的并购、基金和金融科技,人才是灵魂。80后、90后可能更加能理解,如何以人为中心,来创造新的金融业态。那么我们今后有没有可能在这里做培训基地,做并购交易师,区块链交易师等等各种培训基地,能够形成一个文化场景。
我希望设计一个西部金融的并购交易大会。这是规范的红庙市场来做企业交流。这是我们的设想,当然其中有很多法规、红线,但我们在经历这么多年发展以后,该有能力来处理这条红线,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当年,我跟英国金融城的市长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说到。英国伦敦城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有这样两所培训学校,十数年间,培养了40万人。每个人培训三到五天,参加培训的人都是非金融圈人士,有扫垃圾的,有花匠,有送食品的,有开出租车的,他们全是普通市民。让他们学习金融,三至五天的时间里要基本了解金融,最重要的让他们尊重金融。
当一个城市所有人看待金融的时候,觉得它是巧取豪夺的伪善,是坏的,那么这个城市不可能成为金融城市。相反,如果连城市里最基层的人都懂得尊重金融,知道这些是创造财富的人,这个城市才会不一样。因此咱们不要说高大上的,如果能让咱们成都有50万人熟悉金融,觉得金融有亲近感,那么这个生态圈就形成了,这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博物馆做不了很多事情只能做一些小事。我想是提一些建议,给一些思路,帮大家做一些软性的,日常大家注意不到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做金融博物馆的一个贡献。
嘉宾点评
[经授权,以下为点评全文实录]

杨丰来
中国并购公会四川工作委员会(分会)会长
中国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行长
非常高兴参加王巍理事长的博物馆周年演讲。刚才王巍理事长讲到川渝地区,川渝地区在八年抗战中贡献了全国20%的兵员、20%的财政支撑,伤亡也占了总伤亡人数的20%,是祖国重要的战略大后方。美国调整对华关系后,以成渝城市群为代表的西部地区战略地位将更加重要,对于完善全国产业链供应链、拉动消费意义重大,川渝金融能够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近期,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对我们来说面临更多、更大的发展机遇。
市场力量和行政力量共同影响资源配置。四川在全国GDP的总量占比最高是1980年的5%,之后开始下降,但以西部大开发和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为转折,GDP在全国的占比又逐步上升。重庆在西南局搬走后,发展速度受到影响,三线建设后逐步和四川形成有竞争、有合作、有互补的格局。但在2007年后,随着新一轮招商引资力度加大,四川和重庆的竞争关系更加明显。
重庆、成都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场,是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支撑,是蓉欧、渝欧班列以及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节点,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深入,以及贸易战之外的暗战,以成渝城市群为代表的西部纵深,迎来了更好、更大的发展机遇。特别是今年1月3号中央财经委第六次会议决定大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必将进一步提升在全国大局中的战略地位,深刻改变成渝地区战略位势、区域能级和发展格局,为两地开启了新时代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因此,党中央、国务院已有的政策我们要用好,同时以四川、重庆为代表的西部人民要发挥自身力量,让市场更好地在发展中起作用。抓住机遇,进一步推动西部发展,也是我们的任务和使命。
大家知道以成都为代表的川西,可能更加休闲,偏重消费。我大概在20年前说,成都是两个省的省会、三个州的州府,很多人愿意到成都来居住,成都至少是西藏的大后方。随着天府国际机场,以及成兰、成渝、西成铁路的建设,成都正在努力扮演西部大后方的角色。重庆作为传统的重工业城市,在传统工业包括汽车制造等方面有较强的优势,新经济背景下,消费和科技产业将会结合得更加紧密。
中央关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决定出台后,重庆市委市政府、四川省委省政府站位很高,很快达成了共同推动新成渝铁路建设的合作意向,着力打造成渝1小时通勤圈。现在双方的合作态势更加明显,由过去更多的竞争,转变为既竞争又合作。以成都为代表的川西和以重庆为代表的川东的合作,将形成较好的产业、教育和科研互补格局,会有更好的合作空间。
川渝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未来真是可期。我们要以“责任担当之勇、科学防控之智、统筹兼顾之谋、组织实施之能”,推动西部大开发各项工作的落实。
谢谢大家!

黄明
华西金智投资公司董事长
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叫黄明,是华西证券副总裁兼华西金智公司董事长。今天非常荣幸来到天府四川金融博物馆聆听王巍理事长分享川渝经济史和西部金融。我也有一些体会和感受和大家分享。
第一,感谢王巍理事长,理事长的演讲使我深受教育。之前理事长推荐的《罗马人的故事》15本,让我对欧洲历史与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有了体会;还有柏杨写的《中国人史纲》、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看完历史以后,每个人的事业和格局,都会产生很大不同,我们要经常反观历史,借古看今。我今天作为道地的四川人,听王理事长讲我们川渝经济史,给我增加了非常多的常识。
第二,我受到了非常大的震撼,也很感恩和感激。四川在历史上,尤其是三线时期,得到了东北和全国很多地方的大力支持。2000年西部大开发,我在市委办公厅写稿子。我今天带了四川日报,党中央国务院在20年后发布文件,通篇翻来翻去,没有什么太大的刺激点。四川大多被西方外来力量冲击,很多时候都是摧毁性的,但是为什么四川还生生不息,成为了天府之国?我想,更多时候要靠咱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应该怎么办?
结合这个我谈谈体会。我现在做股权投资,也是证券公司,昨天仔细看了通篇,在金融方面的支持西部做得不够。上次杨行长在金融论坛上提到,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是一个世界话题,也是一个伪命题。我们作为股权投资机构,是一个非常好的桥梁纽带,把大家的钱拿起来,用专业的力量去投资靠谱的人和靠谱的企业,我希望在西部金融方面能够有所贡献。
另外,我们华西证券,作为本土券商、上市券商,全国排名第20位,希望能够扶持更多的企业走向资本市场。这个文件里面也提到,要开绿色通道,但是针对在贫困地区注册的企业。我们在西部,但成都这么发达,不算贫困地区,所以没有绿色通道,该怎么办?政策出台的时候,我们体会不充分。也希望王理事长这样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帮我们川渝人民呼吁呼吁,多建言、献策。
今天这个课题叫经济和金融,经常有人把经济和金融搞成鸡和蛋,蛋和鸡的关系。其实不是这么回事,这二者之间是相生相长的关系,四川、重庆和西部到底该怎么干的问题,也是如此。刚才杨行长说,经济得靠自己发展起来,自力更生,不能等国家。我认为还是要靠一靠。五六十年代,依靠一五、二五时期大量的国家布局与三线建设,电子科技大学、中电科的10所、29所、三联所才落户西部。如果没有国家行政力量,成都也不会有电子产业、军工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我们期待四川、成都、重庆等西部各省真正得到国家的大力布局,否则只依靠我们自身努力,估计是很难的。作为一个四川人,我提出以上几点希望和建议,也希望通过今天的网络传播,把我们本土的呼声传得更广、更远。感谢大家多多关注,真正投身西部的建设。

观众互动
Q
根据川渝经济和西部金融中心发展的历史经验,东北的产业振兴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
王巍:我关注东北金融很多年了,在沈阳成立了东北金融博物馆。从地理位置上看,东北是边疆,清军入关后,大约200万满人迁入北京,东北变成了皇家禁地,所以人口稀少。进入现代以后,为防止领土被俄罗斯侵占,政府开放人口迁移政策,山东、河北等地的居民迁入东北,所以东北人大多是外地人。在这一点上,东北和四川比较相近,迁徙人群为主要组成部分。东北经历过四次迅猛发展,第一次是满清后期变革,这次变革也与四川有关,四川总督赵尔丰的哥哥赵尔巽,担任过四川总督,后来转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在东北进行了大改革,变卖皇家土地的同时,将30余个城市统统开放。第二次改革是军阀搞的自治改革,张作霖了开办一批现代企业和银行,大修铁路。第三次就是日本占领满洲国时,建立了全面的工业体系,作为侵略中国的经济基地。第四次是共和国的前三十年,苏联援助的三分之一投放东北,使其变成重工业化和计划化的一个地区。四川的变革更多是市场自发。西部和东北的发展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我的看法是要坚持市场化,坚持开放,坚持用民间的方式给发展空间。非常遗憾的是,根据目前东北的决策和这次西部的文件,空间还没有完全打开。我们到各个地方去,希望把不同的思想、观念带过去,希望更多的人去思考这个问题,去猜疑这个问题,这是我们一个小小百姓能做的事情。不要再等一代人,这是我们共同的希望。
Q
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趋势与川渝经济在中国经济蓝图上的作用预期。
王巍:我非常喜欢成都,1985年第一次到这里,之后参加了早期多次金融改革。这个城市很年轻,很独立,有激情且充满活力。就像刚才黄明说的,无论历史上有多少次摧残,它都能自己站起来。天府四川金融博物馆中有一个源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叫做“上帝为什么造四川,因为有了金融博物馆”。我老家是沈阳的,85年第一次到四川,那时候四川200万人口,沈阳500多万人,成都和沈阳比,差好几个档次。但是成都今天的确比沈阳好的太多,我希望成都能够带动沈阳也有这样的活力。
关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趋势。尽管新冠疫情导致中国出现了今天的问题,但要注意的是,全世界有同样的问题,而且在中国的体制下,我们短期内恢复正常的速度远比其他国家快,我对国家制度和中国市场的力量有信心。另外,中国人勤劳、向上、顽强、勇敢的精神,在疫情时期有独特的表现。中国疫情最困难的时期,也比许多欧洲国家正常状态情况要好。我们要向前看,才能迅速走出焦虑,走出这个时期。在历史上,中国遇到的困难比这次疫情多的多也严重的多。我经历过文革,那个时候的中国几近崩溃;也经历过入关前的时期,一双拖鞋能在国外卖到一美元就了不得。今天不一样,世界离不开我们,不要计较网络上质疑的声音,我们把自己夯实,过好生活,这就是中国人的信念和精神,我们有了这种信念和精神,每一天都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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